异性IgG蛋白，更没办法搞清楚多少这样的蛋白才能让危重症的患者好起来。

　　这个治疗方式，往好听点说是“看情况决定”，往难听一点说就是“开盲盒”。毕竟使用了康复者血浆之后，免疫抑制治疗和血浆置换等手段都得停一停。谁也不知道在“停一停”的这个过程中，患者的情况会不会向着更差的方向再滑动一段。

　　孙立恩现在的策略比较简单，就是用手头上的医疗资源去死磕每一个患者。其他的方案维持不变，并且还把自己在四院中总结的精细化胸部B超确定肺水肿的方案也加了进来。

　　事实上，数据已经揭露了这么一个简单又残忍的事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这个疾病，在医疗资源丰富的地区和医疗资源不足的地方所表现出来的残暴程度区别极大。甚至大的不像是同一种疾病。

　　医疗资源只要堆上来，这种疾病的病死率并不会太高。可一旦放任其传播发展，大量有基础疾病的患者、中老年人都会纷纷倒在重症阶段——他们的身体可扛不住新型冠状病毒的侵袭，以及这种病毒所带来的接连损伤。

　　医疗资源充足，可以减少轻症和普通型患者向重症阶段转变的概率，同时也能增加他们熬过重症和危重症期的几率。

　　另一方面……虽然说起来有些玄乎，但患者的心情确实是能够影响到他们的免疫能力的。

　　心情这种东西难以量化，更无法测量。但孙立恩和其他的医疗队同事都有同样的看法——现在的患者们大多心情比较好，而且康复的速度似乎都比以前的患者要快。

　　康复速度是一回事，康复效果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而事实上，五楼目前的患者死亡率正在快速下降，到现在为止，算得上是情况“危殆”的患者，又且仅有于新一人而已。

　　于新的情况仍然很不乐观，在连续的治疗和支持之下，他体内的乙肝病毒载量开始下降，同时肝功能也有所好转。但让人头疼的地方仍然有——到目前为止，于新的核酸检测结果仍然是阳性的，同时，他的血象仍然不好，白细胞和血小板水平持续降低，这提示他可能出现了骨髓抑制。

　　干扰素对骨髓的抑制反应是众多不良反应中的其中一种。对于绝大部分患者而言，干扰素所引发的骨髓抑制是一过性的。只要停止用药，血象就会在短时间内恢复到正常水平。

　　但对于新来说，这样的骨髓抑制可能是致命的。

　　白细胞降低可能让于新出现严重感染，而缺乏血小板，则可能让血液顺着维持他生命的V-VECMO管道和肝脏替代系统管道，以及血液透析管道旁边流出来。

　　缺乏血小板的于新一旦大出血，那是肯定救不回来的。

　　孙立恩无奈之下停掉了对于新的所有干扰素治疗，并且开始为他输注血小板。治疗乙肝的药物目前就只剩下了核苷酸类，而用于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的药物有且只有康复者血浆。

　　出于个人的“直觉”，孙立恩觉得于新未必能挺的过去。但……在现在这个条件下，去为每一个生命拼出个未来，这是他的工作，也是他被授予的职责。

　　不要去管个人直觉，倾尽所能竭尽全力去拯救患者生命，这就是孙立恩现在的所有工作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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