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说，自200年，美国护士连续5年在职业道德和诚信民调中，被评为“最值得信任的专业人士”。2020年，根据美国护士协会发布的年度调查结果，护士再度成为“美国最受信任的职业群体”之一。

　　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护士也应获得这巨大的社会荣誉和极高的社会地位。

　　202年5月2日，是第0个“国际护士节”。这一天亦是中国445万注册护士的节日。

　　从机构内护理到社区和居家护理，你们为群众提供了医疗护理、老年护理、慢病管理、心理护理、安宁疗护等高质量护理服务。

　　借用H总干事谭德塞说过的，“护士是各个国家卫生体系的中坚力量”。祝大家节日快乐！

　　【临终关怀】

　　新的文化观念也正在形成。王一方在近年提出了“围死亡”的构想，他表示，就像妇产科将孕妇、生产、新生儿问题前后一体化发展的“围产”一样，人们也应该做到“围死亡”：在濒死、临床死亡、生物学死亡、社会学死亡几个阶段予患者和家属不同的照料，将临终关怀、器官捐献、殡葬仪式囊括在内。这既是一个新的医学概念，也是一个生命文化概念——死亡，也可以充满温暖、情意和希望。

　　在临床实践中应用传统文化的同时，路桂军也对中国的传统家庭观念有了更深的理解。他意识到，家文化往往会与死亡观念纠结在一起，影响着中国人的临终决策。

　　比如，家属以为患者好的名义不告知其真实病情，而患者也无法与家人诉说对死亡的恐惧并得到疏解，进而出现焦虑、抑郁甚至谵妄。又如，患者在人世间尚有牵挂，大多是关乎家人，但在“别说这种话，不会死”的逃避中，双方始终不能有坦诚的爱意表达，最终只能抱憾而去。对此，路桂军团队会注重用引导的方式让患者与家属互诉衷情，共同做好临终决策。

　　在中国，不管实际达到的效果如何，家属的隐瞒都会被理解为一种“别告诉她”电影式的善意的谎言。而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此种做法可能会触及法律的红线：美国《病人权利法案》于973年出台，我国台湾也在205年通过了《患者自主权利法》，是亚洲第一部患者自主权利专法，确保了患者有知情、选择和拒绝医疗的权利。

　　能不能允许一个死亡率

　　00%的科室存在？

　　不同的或许不仅是文化和法律。哈尔滨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张云龙记得，他在参加“第二届海峡两岸安宁疗护高峰论坛”时，来自台湾的苏文浩医师说：“对姑息治疗来说，没有正确的模式和错误的模式之分，最佳的模式是由当地的资源和需求决定的。”

　　比如在台湾，安宁疗护病房并不单指一个房间，而更像是一个为病患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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